刘伯温神机妙算,却算不到朱元璋的那碗中药!

皇家秘闻2019-02-11 12:17: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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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向来是以高度的皇权集中为特点,是朱元璋将这种集中高度推至了极限。


在历代说书唱戏人的口舌笔端下,明朝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,那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名字——能征善战的猛将徐达、再造社稷的于谦、刚直不阿的清官海瑞、治国良相张居正、仗义执言拼死进谏的东林党人、抗倭英雄戚继光、抗清殉国的史可法、收复台湾的郑成功、旅行家徐霞客、药学家李时珍、风流才子唐伯虎、戏剧圣手汤显祖、还有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科学家徐光启……

那么,历史、文学大家眼里的明朝又是怎样呢?

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、最腐败、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,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。——金庸

努尔哈赤的坚毅,皇太极的进取,万历帝的怠惰,天启帝的庸顽,袁崇焕的忠烈,魏忠贤的奸诈,东林党人的绝望抗争,阉党群丑的擅作威福……这些人物,这些事件,述说着那个正邪对立、忠奸并陈的时代,见证着清之勃兴、明之将亡的历史大变局。——鲁迅

汉民族最后一个政权明朝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蠢材政权。——柏杨

这个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,276年里有121年皇帝不上朝,上朝也不干好事。明朝的皇帝一个赛着一个混蛋,一个赛着一个短命。——易中天

明王朝的暴君数量之多,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,二十任皇帝就有十七个是暴君。其中二任帝朱允炆一上任就遇到叔父发动的叛乱,四年后兵败身死;十五任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三十天,还来不及作恶;如果让这两人多在位几年,也极有可能成为暴君,事实上只有七任帝朱祁钰一人不是暴君。



偏偏智谋大成者刘伯温就在这个朝代的开端。




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,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。

《周易》是我国最古老、最有权威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,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。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,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。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,有两大偶像,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,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。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。

传说中,他们不仅神机妙算,而且还能呼风唤雨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《三国演义》时说,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,“多智而近妖”, 即使不“近妖”,也是“多智而近怪”。

对于刘伯温,也可以这句话来形容。刘伯温辅佐明朝皇帝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,是明朝的开国功臣,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。他的军事造诣极深。明朝的建立与后来的兴盛,风云国师刘伯温的竭诚之治不可或缺。他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,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,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,比张良、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,甚至能未卜先知,洞察今古,呼风唤雨,乃神仙一般的人物,被称为“帝师”、“王佐”,有“前知五百年,后知五百年”之誉。


自他死后,民间广泛流传预言之作《烧饼歌》就被传为是他所写。



公元1311年(元至大四年夏历六月十五日)这天,在浙南青田武阳村一间茅房里,刘基呱呱降临人间,这位中国最伟大预言家的降生,注定要为中国智谋文化典章里,增添熠熠闪光的亮点。刘基祖上是一个中国农村传统的书香门第。在这种家庭背景下,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。

《明史》上说,刘伯温“幼颖异”, “基博通经史,于书无不窥,尤精象纬之学”。天赋极高,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,他自幼聪颖好学,读书过目辄诵,长大学识出众,为时人所推崇,被誉为“魏征之流,而英特过之”。除“善经学、工属文”之外,还旁通九流六艺、天官阴符家言。

十七岁曾经随从石门郑复初先生学习理学,得闻濂洛心法。由于他广泛涉猎、勤勉阅读和实地考察,故又精通天文和兵书。他的老师曾对其父亲说,刘伯温不是池中物,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。所谓象纬之学,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。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,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,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,其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,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。

《明史·刘基传》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,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: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,作为“儒者”的刘伯温;一个是摇鹅毛扇,作为“谋臣”的刘伯温。两者不可偏废。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,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“改造”,作为“谋臣”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“儒者”的刘伯温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后果,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存在智谋文化浑厚土壤底蕴所致。

但刘基的崭露头角注定又是孟子“天将降大任于斯”又一个典型的诠释。他的前半生的经历是坎坷崎岖,虽然中进士后做过小官,为官正直清廉。曾反对元末农民起义,效忠于元朝,但却未受元朝廷的信任和重用,一再遭受排斥与打击。元末的社会黑暗和腐败统治终令他心生不满,曾多次弃官归田。受到反元义军席卷全国的浩大声势所影响,他终于觉醒与元朝廷彻底决裂,毅然加入灭元大军朱元璋的队伍。此时他已经五十岁了。

五十而知天命。当刘伯温决定以知天命之年也被朱元璋像刘备 “三顾茅庐”请诸葛亮出来那样,辅佐朱无璋打天下之时,能预言、善洞察前后事的他不知对自己这样出仕曾作何感想?

当他决意辅佐这位“明君”时,就已注定自已不得不吞下“谋算”半生的那坛鸩酒。他到金陵谒见朱元璋。朱元璋极为敬重他,称他“老先生”,认为是“吾之子房也”,特地修建礼贤馆安置,向他虚心求教。相较于几次出仕效命元朝廷屡被冷落的经历,朱元璋的惜才令刘伯温深为感动。

中国士大夫向有“士为知己者死“的高尚品德。也许是他的确为朱元璋的知遇之恩所打动。于是也如诸葛亮的“隆中对”一样,向朱元璋详细介绍隐居时所观察之各方力量对比的形势,和经过分析概括所制定的时务十八策。

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卓越才智,颇为惊服,亦深感其至诚,遂视他为心腹。从此,他的政治、军事才能才得以充分的显示和发挥。他不仅“运筹帷幄”筹划全局,而且几乎参与了历次主要战役的决策。八年之间,辅助朱元璋灭陈友谅、取张士诚,西平江汉、东定吴会、席卷中原,群雄归命,抵定全国,创建了朱明王朝。

至此,他的谋略思想,已得以完全实现。朱元璋十分赞赏他,对刘基的谋算的评价是“皆应先生前教之言”,“实应先生之言矣”。

那么刘基的谋略高明在何处?《明史•刘基传》总结道:“(灭陈友谅)其后太祖取士诚,北伐中原,遂成帝业,略如基谋”。

朱无璋那句“吾之子房也”确实由衷说出其时俩人关系密切的根由。朱元璋登基后论功行赏,“首徐达而次刘基”,位居第二。称赞刘基“资兼文武”,“经邦纲目,用兵后先,卿能言之,朕能审而用之”。朱元璋此时已经黄袍加身,出于帝王的矜持和体现自己的英明,他对刘基的称赞是有所保留或讲究分寸的。就凭这一点,称刘基有佐命之功、王佐之才不为过。

刘基以自己的才学与忠诚辅佐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,成就了勋业,赢得了声誉。朱元璋称赞刘基“谒朕陈情,百无不当”、“屡从征伐,睹列曜垂象每言有准”、“凡所建明,悉有成效”、“发纵指示,三军往无不克”、“运筹决胜”、“助我成功”。

明正德九年(1513年)追赠刘基为太师的诰文说刘基“才称王佐,学为帝师”、“渡江策士无双,开国文臣第一”。《明史·刘基传》中也有“基佐定天下,料事如神”之说。可见刘基作为军师谋士,工于谋略,强于算计,考虑问题仔细,预测趋势准确,“专业水平”是一流的。刘基在明初文臣之中谋略称第一,这是没人可以否认的。洪武三年,他又被朱无璋授予开国翊运守正文臣、资善大夫、上护军,封诚意伯。至此,刘基一生的事业达到巅峰。



“狡兔尽,走狗烹;飞鸟尽,良弓藏。”这是范蠡临逃走时写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中金玉良言,韩信在临刑之前也发出了“敌国破,谋臣亡”的浩叹。能预算明300年即亡的刘伯温应该深这个历史规律。当朱元璋登基,天下基本已定,刘基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工作基本结束。朱元璋交待刘基的使命是为新王朝所做的奠基性工作,如卜地筑新宫,编撰《大统历》,参定律令,制定军卫法等事情,当这些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后,刘基的使用价值在朱元璋看来已开发利用到顶了。

出仕七年,以刘基的谋略才干,依他与朱元璋亲密无间地几年私交,特别是他耳闻目睹有惊无险的几次重大事件后,他应该看清朱元璋乾纲独断、狡诈阴险的心计,既然名利双收,此时刘基应该效仿张良、范蠡,保全性命最好的办法是低调隐退,以求寿终正寝。

但作为儒者的刘基,性格中又注定受“文死谏”传统影响。

《明史·刘基传》中,正是“进言求雨”和管“谈洋、茗洋”之事,成为他的绝命算。

从自身安危考虑,刘基根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去应对朱元璋的“以旱求言”,“三事求雨而不验”。 刘基主动去做这几件事,归根到底还是士大夫的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的抱负,有仁慈之心、有以德治国的理念和渴望国家长治久安、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。

这最能体现出他在“立德”方面的成就。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,求雨也没有效果,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: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“寡妇营”,不许外出;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,尸体暴露不收;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,就不适宜充军。

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,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,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,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,朱元璋立即作出了“刘基还乡为民”的处罚。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个月,朱元璋又想起了他,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,恢复了其官职。而到了洪武四年(1371年),他在得到封爵之后,再一次被赐归。

那么,以思维缜密著称的刘基为什么还要出“言”呢?

那就是《故诚意伯刘公行状》中所说的“公以天下苍生休戚为忧喜者”, 刘基毕竟是“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”之人,又亲历元亡明兴的过程,深知小祸会变大灾,地方治安失控,盗匪不除,叛逆不治,最终可能会导致政权的灭亡和黎民百姓因战乱而遭殃。所以,当刘基知道谈洋那块自元以来就是盐盗聚集地,入明后仍“久之不靖”时,那种为天下安危民生利益,求大明江山永固的责任感促使他不顾明哲保身、不惹是非的处世原则,毅然奏请朝廷在谈洋设立巡检司。

但这两谏之隙已经为自己埋下了祸根。


当祸端一出,刘基为求自保,不需要顾及其它的因素,刘基的足智多谋、过人胆识就得到充分体现。刘基赴京谢罪,就居留京城,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生活,而且还不为自己作任何的辩解。因为处置得当,以滥杀功臣著称的朱元璋最终还是放过了刘基,在刘基病重之时,朱元璋还特作《御赐归老青田诏书》,遣使护送刘基还乡。

虽然,刘基遭受不白之冤、俸禄被夺、困居京城,但最终能身老故乡,这又有几人能够做到。朱元璋在《御赐归老青田诏书》中也不忘对刘基”受冤“后的理性做法表示充分的肯定:“卿善为忠者,所以不辩而趋朝,一则释他人之余论,况亲君之心甚切,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,恶言不出者欤。”

为此,相比被满门抄斩的其他功勋,刘基又是比较幸运的。



朱元璋是历史上最独裁的皇帝,他的登临天下是为了自己家天下万世一统。天下稳固后,朱元璋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,“非我族类。其心必异”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。为了使朱家的天下传之久远,他要铲除一切可能威胁皇朝的势力,他不能放过一个个一同打江山的元勋宿将。

刘基当然深知朱元璋的秉性,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,可以看出“伴君如伴虎”的险恶处境。如果说第一次被贬,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,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,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。

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,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,更因为他对“圣意难测”有了更深的理解,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,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。

洪武四年刘基退休回家后隐居山中,竭力洗尽铅华饮酒弈棋,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,口不言功,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,他已做好了从此不问外事,不惹是非,安享晚年的准备。《明史》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:“还隐山中,惟饮酒弈棋,口不言功。邑令求见不得,微服为野人谒基。基方濯足,令从子引入茅史载,当时青田县令微服来访,刘基也就”称民谢去,终不复见“,可见其想安生过隐居日子的决心之大。

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中,虽然风萧瑟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荆轲刺秦式的舍生取义是士大夫所推崇的,但在死神降临之前,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人生哲学,这一点连诸葛亮也不例外。

在北伐五丈原病入膏肓之时,尚且点亮油灯祈求上苍保佑生命。但善于占卜的刘伯温却无法做到,他知道,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,那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忧谗畏讥的处境和心情的恶劣,使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。

洪武七年,朱元璋知其病重,赐归田里,胡惟庸受命登门赐给其中药,当那碗浓黑中药汁端在他床头时,他一定看到后边那双阴冷目光。


胡惟庸,此人解决比刘伯温更惨


他只能无奈喝下绝命酒。此时,他一定有过“既生璋,何生基”式的后悔,从出仕转瞬即逝七年半,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短暂!真是悲哀欲绝啊!呜呼,为何当初失算于自己辅佐这位残酷无情的暴君……1375年四月十六日,刘伯温卒于家中,享年65岁。





朱元璋开创的明朝盛世,为朱姓江山的永固,始终以诛杀屠戮功臣元勋来贯穿他生命的始终,他用恐怖手段造成了至高无上,森严可怖的皇权,“非我族类。其心必异”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,只不过在朱元璋那儿更变本加厉,更刻薄寡情。不露痕迹地毒杀功臣是朱元璋的拿手绝技,李文忠、徐达也是这样因病受到探望和赠药之后便不明不白的死掉的。关于李文忠之死,《明史》载:“十六年冬遂得疾。帝亲临视,使淮安侯华中护医药。明年三月卒,年四十六。”当然,淮安侯也逃不过抄家灭门的命运。

至于徐达,“达在北平病背疽,稍愈,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,寻召还。明年二月,病笃,遂卒,年五十四。”野史说,这是拜朱元璋的一只蒸鹅所赐。

此外,与胡惟庸同为丞相的汪广洋因否认胡惟庸毒杀了刘伯温,在贬责途中被赐毒而死。从秦始皇杀韩非到刘邦杀韩信再到朱元璋杀刘基,几千年的皇权家天下的封建统治制度证明,至高无上,森严可怖的皇权,所摧残的不仅仅是无数人的宝贵性命,更有国家民族的元气和活力。专制独裁的残酷无情是王朝灭亡周期律的根源。

朱元璋毒杀刘伯温,又上演中国历史上最浓烈一出“儒者“与”谋臣”的悲剧。正是这位千古奇才短暂的人生悲剧,却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、智谋文化增添了熠熠闪光的典章。而这种文化,将在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中永世长存。




古代女子那些不能泄露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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